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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经济起飞中国经济起飞的秘密

　　10月31日和11月1日,林毅夫在久负盛名的剑桥大学“马歇尔讲座”做2007-2008年度的讲演,以第一个登上这一讲坛的中国学者的身份,讨论了中国发展的秘密｡

　　林毅夫认为,任何发展中国家其实都有机会,以比发达国家更快的速度来发展经济,然后成为发达国家｡从工业革命后的历史来看,决定一国发展的是技术变迁,如果一个发展中国家善于引进技术,就会利用后发优势,赶上发达国家｡但是这取决于政府追求的发展道路及其制度安排｡不幸的是,大部分国家对于决定一国发展的最根本原因没搞清楚,追求的目标不正确,形成的制度安排没有效率,就导致后来的发展绩效很差,危机不断｡所以,导致发展中国家失败的,多是认识的问题､思潮的问题｡

　　林毅夫认为,在发展中国家,政府是最重要的制度安排,因为政府的政策决定了一国经济中其他政策安排的质量｡而政府是由政治领导人来管理和运作的,政治领导人的目标是稳定执政,在历史上有地位,使国家富强繁荣,这一个人目标与整个社会目标可以完全重叠｡政治领导人按照当时的社会思潮来做决策,可能是最佳选择｡按照社会思潮决策,可以得到老百姓的支持｡所以,舒尔茨总结说,社会思潮会影响一国的政治和经济制度安排｡

　　林毅夫说,如果发展中国家有勇气抓住机会,有好的领导和政府,在适当时间引入适当的政策,那么这个国家基本上可以如上世纪50年代的东亚､80年代的中国和越南那样突然实现经济起飞｡当然,政治领导人需要有勇气和正确的认识做出发展决策｡东亚经济和中国､越南的成功既有运气成分,也有必然成分｡

　　中国经济起飞中国经济起飞的秘密

　　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备受关注。在世界经济发展史上，不乏赶超别国的成功范例，如美国、前苏联、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等。然而，唯有中国――作为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大国，其经济发展正在创造的奇迹更加引人瞩目。

　　在过去的28年里，中国经济像一列风驰电掣的列车，以年均９.7％的罕见速度增长和崛起，远远高出世界同期３％的平均增长率，创造了现代化的中国赶超模式。目前其经济总量已超越英、法两国，成为全球第四大经济体。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创造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奇迹？中国经济成功起飞的奥秘何在？如何续写辉煌？这些问题令许多人充满好奇，中外经济学家也在寻找答案。

　　为了让读者更加深入透彻地厘清这一问题，本刊隆重推出两期年终“特别策划”，约请胡鞍钢、林毅夫、海闻等17位知名专家，从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不同角度解读中国经济发展奇迹，分析中国经济未来发展问题。

　　本策划分上下两期刊发，上期围绕“中国经济何以能够高速增长”展开，下期探讨“中国经济未来的发展之路”，希望能在年终岁末给喜爱《人民论坛》的广大读者奉献一份特别的礼物，呈上一份思想的盛宴。

　　 本期专家观点摘要:

　　胡鞍钢：五大效应刺激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即：速度效应、结构效应、开放效应、体制效应和科技赶超效应。

　　马晓河：以市场化为导向的改革激发经济潜力，对外开放引来外资和技术，新的工业化战略增强了工业化对经济增长的带动力，政府采取积极干预政策为助推经济发展，旺盛的市场需求等几方面支撑了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

　　 马克：20多年来中国经济结构始终处于剧烈的变动之中，这种变动与中国特有的二元结构（城乡、体制、内外）变动交织在一起，成为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源泉。 赵晓：后发优势、比较优势、制度成本、人力资本和技术进步促使中国经济后来居上且持续发展。

　　邹东涛：制度变革的神奇力量和大国优势是促使经济发展的传统因素之外的有力支撑。

　　高小平、龚维斌：政治发展对于经济增长起到了定位、松绑、护航和加油的作用。不断创新的政府管理机制和管理方式是经济发展的助推器。

　　杨宜勇：从社会角度看，导致中国经济迅速赶超的重要原因来自于投资、消费、储蓄偏好和人口红利的支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观念、广大人民群众迫切致富的愿望、更加注重科学发展和社会和谐的理念。

　　唐任伍：文化不仅是促进经济高速增长的软要素，而且是直接的生产力。

　　胡鞍钢

　　中国科学院―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高小平

　　中国行政管理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研究员。国家人事部人事人才研究专业高级职务评审委员会委员。

　　马晓河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生导师。研究领域：经济发展战略、产业结构和产业政策、城乡经济关系、农业、农村发展政策。

　　邹东涛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中央财经大学发展和改革研究院院长，世界生产力科学院院士，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杨宜勇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博导。兼任中国劳动学会副秘书长。

　　马克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秘书长兼调研部主任，研究员。

　　 林毅夫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全国工商联副主席。主要研究领域是发展经济学、农业经济学、制度经济学。

　　海闻

　　北京大学副校长，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著名经济学家、教授、博导。主要研究领域为国际经济学、发展经济学。

　　 郝福满

　　世界银行驻中国代表处首席经济学家。

　　周天勇

　　中共中央党校研究室副主任、教授，北京科技大学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领域为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宏观经济、经济发展和增长等方面。

　　韩保江

　　中共中央党校经济学部副主任，中共中央党校经济研究中心秘书长，教授、经济学博士。对经济体制改革、国有企业改革、收入分配、跨国公司、经济全球化等问题有独到研究。

　　王一鸣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博导。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中国经济起飞中国经济起飞的秘密

　　中国日报网1月4日电（远达）某些人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前景感到悲观，主要原因就在于国内的巨额债务、过度投资、产能过剩现象，以及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出现的所谓“鬼城”。但这都是老问题。《评论汇编》杂志网站12月26日发表复旦大学经济学系教授、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张军的分析文章称，自1978年以来，它们一直在以不同的形式影响着中国经济的发展，甚至在东亚其他高效经济体的快速增长期也表现明显——例如韩国和日本。然而，自邓小平提出“改革开放”35年以来，中国经济年增长率创纪录地达到了9.7%。韩国也仅仅花费了40年的时间，就完成了从低收入到高收入状态的转型。这些经济体为何能保持长时间的高速发展、同时克服中途遇到的各类问题？答案很简单：弹性。

　　经济发展是一个错综复杂的过程，充满了挑战和风险，成功与失败，外部冲击和内部震荡。债务率上升、产能过剩等不利影响亦是不可避免。

　　如果一个国家无法恰当应对上升过程中的新挑战，经济增长和发展就会停滞。许多拉美和南亚国家正是因为未能及时调整自身增长模式，陷入了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

　　东亚经济体则恰恰相反，这些国家一直在调整自己的发展战略，致力于体制改革。这样做的目的不是为了直接解决自身所面临的问题，而是要激发更新、更高效的活力，将债务转化为资产，最大限度地利用自身经济实力。

　　从这个意义上看，东亚经济体已经进入了“创造性破坏”阶段，这是奥地利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提出的一个概念，指代经济结构不断从内部进行革新的过程。此外，这些经济体通过实施渐进式改革，促进、甚至鼓励充满活力的新型资源取代老旧、低效资源，更是加快了“创造性破坏”的进程。

　　举个例子，上世纪80年代中国之所以进行农业生产力改革，部分原因是因为国家政策刺激城乡企业发展，导致非农业部门迅速增长。同样，上世纪90年代，中国国有企业长期亏损催生不良债务，房地产过度投资导致部分建设项目无法完成，这些问题促使中国实施体制改革、刺激其他活跃部门的发展，抵消了国有企业资本收益下降的损失，从而解决了这两大问题。

　　因此，自改革开放以来，“弹性”就是政府和市场间相互作用的特点。事实上，根据已故经济学家拉尼斯的观点来看，东亚经济体成功的关键在于政策和市场制度间的互动。例如，中国地方机构要求增加自主权，这刺激了财政分权的出现，此举有助于推动地方竞争力，同时支撑日益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环境。

　　这种互动也体现在产业政策的形成过程中。在中国，虽然不少充满活力的小型厂商欣欣向荣，但政策制定者很少采取相关措施、促进产业的发展升级。引导这一过程的重任因而落到了市场制度的肩上，必须确保中小型企业在不断扩大的产业部门中发挥关键作用。

　　此外，东亚经济体的弹性还来自于地方政府。最初，中国地方政府负责公共资本支出，推动基础设施建设、为私人投资者带来合理回报。这有助于推动地方企业发展，尤其是创新型中小企业。为此，地方政府也在大力帮助企业家接近全球生产链。在这方面，浙江和广东堪称表率，这两大省份无疑是中国最强大的地方经济体。最后，地方政府表现出支持体制创新的意愿。这有利于地方政府灵活应对阻碍增长的结构性挑战。

　　经过三年的经济增长放缓和债务上涨，中国发现自己再次身处十字路口。但幸运的是，中国选了一条灵活和调整的道路，因为中国雄心勃勃的改革计划目的就在于接近、最终跨越高收入门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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