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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中文单词，拼音为Guànchè它意味着完全实现或体现。 以下是为大家整理的关于贯彻新发展理念存在差距的文章3篇 ,欢迎品鉴！

【篇一】贯彻新发展理念存在差距

　　【摘要】只有从政治高度认识我国“进入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大意义，时刻注意防范和纠正新发展阶段的超前论、僵化论，新发展理念的胆怯论、孤立论、矮化论，新发展格局的片面论、封闭论、盲目论、静态论、无关论等认识误区，才能在实践中更好地履行职责，完成历史赋予我们的新的发展使命。

　　【关键词】新发展阶段新发展理念新发展格局认识误区【中图分类号】D601【文献标识码】A

　　深入学习、坚决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准确把握新发展阶段，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对于推动“十四五”时期高质量发展，确保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好局、起好步，具有重要意义。在实践中，如何做到“准确把握新发展阶段，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重要任务，有必要注意防范和纠正对“三新”的几点认识误区，以对下一步开展工作提供有益借鉴。

　　新发展阶段的认识误区：超前论、僵化论

　　对新发展阶段的认识不足是当前对“三新”存在的认识误区之一，主要表现为超前论和僵化论。这些认识误区的存在不利于今后齐心协力做好新发展阶段的工作，也容易使我们错失新发展阶段带来的新的良机。

　　超前论：这种观点认为，对我国进入新发展阶段的战略判断是一种超前判断，即认为我国还没有进入新发展阶段。其理由是缺乏足够的事实和数据支持。如收入是一国民众富裕水平、福利水平的决定性因素，也是判断一国处于什么样发展阶段的重要指标。改革开放前很长一段时期，我国居民收入水平基本上处在温饱状态，按国际上设定的收入水平划分，我国绝大部分人口处在低收入水平上。随着经济实力的逐步提升，我国居民的收入差距也随之扩大。按收入水平划分，我国已从一个由单一收入水平构成的群体组转变为由多个不同收入水平构成的群体组。收入差距的扩大对判断我国究竟处在什么样的发展阶段带来了一定的挑战。应该说，对新发展阶段的判断既需要数量指标，但更需要质量指标。例如，根据世界银行有关美国的统计数据，2019年美国人均GDP已超6.5万美元，但仍有大量的人口生活在低收入水平上，代表收入差距的美国基尼系数早已超过国际标准警戒线，但是也不能因低收入人口的存在就否定美国是一个发达国家。同样，不能因为一部分人群收入水平较低，就此否定我们进入新发展阶段这一判断，而是应该既要认识到收入差距带给我们的挑战，也要看到不同收入水平群体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促进作用。判断我国是否达到新发展阶段，关键是看生产力水平是符合新发展阶段要求，看我国人民的总体收入水平是否到达一个具有转折意义的时点上。经过70多年的发展，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我国GDP超过100万亿元，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30%；人均GDP已达1万美元，其中，相当一部分人收入达到国外中产阶级的水准。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国进入新发展阶段已是不争的事实，这是由多重因素决定的，不能因某一方面存在问题，就否定全局发展、大局发展。即使就收入指标而言，我国也已不再停留在过去的状态上。因此，适时调整发展目标，对经济发展所处的阶段作出新的判断，不仅是个理论问题，更有现实作为支撑。可以说，“强起来”是站在我国的发展阶段、站在世界的发展阶段、站在人类的发展阶段上提出来的，是必须承担的一种使命和职责，唯有强起来，才能更好地解决我国今天所面临的社会基本矛盾，也才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为世界发展作出中国贡献。因此，“强起来”更是一种政治使命、政治任务，是中国共产党审时度势作出的重大判断，既不超前也不滞后，是对过去发展成就的肯定和对未来发展绘就的蓝图。

　　僵化论：这种观点认为，我国已经发展很好了，不需要再发展了，或者按照过去的发展道路，我国已经取得了伟大成就，今后仍然可以继续按照传统的发展道路前行。这种僵化的想法对实践也会产生极大的危害。任何一项政策都有生命期，且遵守边际效用递减规律，即同一个政策的实施有其历史背景和约束条件，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作出的决策是为了解决当时的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当时作出决策的历史背景和条件均已发生较大的变化，甚至是结构性改变，这就需要我们作出新的决策和判断，否则容易错失发展的良机。有很多国家在这方面都有一定的经验和教训，有的甚至长时期陷入某种陷阱中而难以自拔。应该说，过去的判断和决策适用于过去，未来的发展需要新的判断和决策，今天的中国必须走向新的发展阶段，这一新阶段是由新的发展事实和国内外条件决定的。如特朗普执政时期对我国实施的种种战略打压，表明外部条件已经在发生某种程度上的改变，如果仍按照过去的发展思维、发展模式处理问题，是作茧自缚。我国的发展不能再走传统的发展老路，而必须以新的发展视野制定新的发展政策，这样才能带动国家的整体发展，促进低收入群体实现收入更快增长。如果不思进取，依然停留在传统的发展阶段上，不仅没有办法解决新发展阶段人们对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问题，还容易同低收入群体抢资源，造成低收入群体难以实现收入增长。因此，新发展阶段不仅仅代表国家进入新的发展时期，更主要的是我们的发展思维、发展模式要调整，要通过新的发展思维、新的发展模式带动不同收入群体的共同发展，从而实现共同富裕。经过多年的发展，我国经济社会面貌也已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因此，无论是内外部条件，还是广大民众对未来发展提出的新需求，都要求我们摈弃传统的思维方式、发展模式，乘势而上，及时调整发展目标，对未来的发展阶段作出新的重大判断。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进入新发展阶段，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的大跨越。”因此，应充分认识我国已处于新发展阶段这一重大转型的历史阶段，这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新的历史发展时期，是中华民族踏上新征程的起点。唯有努力奋进，才能无愧于新的发展阶段赋予我们的新的历史使命。

　　新发展理念的认识误区：胆怯论、孤立论、矮化论

　　2015年，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2020年10月1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庆祝大会上的讲话中强调，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要坚持发展是第一要务、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率先推动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努力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2020年10月29日，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的“十四五”规划《建议》，把“坚持新发展理念”列为“十四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原则，并明确要求：“把新发展理念贯穿发展全过程和各领域。”2021年1月2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七次集体学习时再次强调，进入新发展阶段，必须“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切实解决影响构建新发展格局、实现高质量发展的突出问题；更加注重共同富裕问题；既要以新发展理念指导引领全面深化改革，又要通过深化改革为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提供体制机制保障；坚持系统观念，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央要从全局上不断提高全党全国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的能力和水平，各地区各部门也要根据实际情况贯彻落实好新发展理念。针对新发展理念，应注意防范和纠正以下三个方面的误区。

　　胆怯论：这种观点认为，我国还无法从技术上践行新发展理念。因此，持这种观点的人面对当前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对我国在一些关键核心技术领域实施的“卡脖子”和“围追堵截”，产生胆怯心理，甚至怀疑我国是否有能力实现新发展阶段目标。从某种意义上说，尽管在向世界先进国家靠近，在某些方面甚至超过发达国家，但是我国还不属于技术强国，尤其是关键核心技术仍然面临短缺，使得一部分人对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生出敬畏之心。事实上，大国崛起首先是技术崛起，这一过程是痛苦的又是必经的，没有自身技术崛起很难有大国崛起。因此，依靠自身实现技术崛起不仅是检验大国是否具备崛起的前提条件，也是保持其崛起后优势的关键所在。在这里，胆怯心理不仅没有必要，相反只能使自身发展畏首畏尾。再有，当今世界技术市场越来越具有竞争性质，过去由发达国家垄断世界科技发展的局面正在被打破，随着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世界技术市场正在向多个经济体主导的局面转变，这给我国继续从世界技术市场中获取新技术创造了前提条件。最根本的是，我国已经建立了较为扎实的技术基础，无论是人才储备还是资金条件，都已跃居世界技术大国行列，这是践行新发展理念的底气，也是最终能够实现新发展目标的关键所在。

　　孤立论：这种观点将新发展理念的五个方面分开来理解，不能将其作为一个系统的理论体系，这是对新发展理念各方关系认识不清、了解不透造成的。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需要从系统论出发，而不能孤立地看待新发展理念。没有创新这一前提，就无从谈论绿色发展，不能为了绿色而绿色，而是既要发展也要绿色，创新在其中起了关键作用；开放是继续保持同外界资源进行互动的重要前提，不能因为外部对我国进行“封杀”，就把大门关上，相反，开放的大门应该越开越大，这是保持发展活力的重要源泉，也是与其他国家共享发展成果的前提。新发展理念的五个方面相辅相成、互相促进，早已形成一个有机整体；新发展理念是在新发展阶段应该牢固树立的理念，也与过去发展理念有所不同。随着国家发展面临的问题越来越复杂，非一人、一地、一国所能解决，这就需要团结合作，共同面对发展过程中的难题。同时，也需要发展理念在内涵上具有多重性，并且各个理念构成系统、发挥合力。

　　矮化论：这种观点认为，不应将新发展理念提到过高的位置，或是将其看得过于重要。这是一种自我矮化的理论。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新发展理念回答了关于发展的目的、动力、方式、路径等一系列理论和实践问题，阐明了我们党关于发展的政治立场、价值导向、发展模式、发展道路等重大政治问题。这就将新发展理念上升到政治高度加以理解，并深化了其深刻内涵。从国内现实看，要实现新发展阶段的目标，就必须贯彻新发展理念；从世界范围看，我国要为世界发展作出更大贡献，也必须贯彻新发展理念。当今世界只有为数不多的国家提出新发展理念并努力践行。这是一场为人类发展而开展的政治竞赛，我国唯有在贯彻新发展理念上走在前列，才能有资格引领世界的发展。因此，新发展理念看似是一个经济问题、社会问题、环境问题、技术问题，实际上早已上升到政治高度，是个政治问题。在今后的实践中，不能把新发展理念简单地理解为经济问题、社会问题、环境问题、技术问题等，而应认为其是一个关系中华民族复兴伟业的政治问题。

【篇二】贯彻新发展理念存在差距

　　会议强调，能否深入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能否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是衡量领导干部是否做到“两个维护”的重要标尺，也是对领导干部能力和水平的重要考验。要坚持对标对表，坚决扛起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的政治责任。在面临大风大浪、逆风逆水时，坚决摆脱“惯性思维”、避免“重操旧业”、克服“路径信赖”，紧扣“完整、准确、全面”这一要求，强化以思想破冰引领发展突围，坚定不移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带动全市上下形成贯彻新发展理念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发展方式。

　　会议要求，要坚持自查自纠，不断增强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的行动自觉。市政府党组和全市政府系统要从思想认识、体制机制、统筹协调、作风能力等方面入手，深入查找在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方面存在的差距和不足；要结合党史学习教育“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采取更加精准务实举措，破解贯彻新发展理念中的突出问题，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在武汉精准落地见效。

　　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因素。会议强调，要坚持提标提能，努力提升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的能力本领。要对照新发展理念，加强充电补课，克服“本领恐慌”，在实践中深化学习、在学习中深化实践，掌握新趋势新知识，自觉赶上新发展阶段的新潮流，成为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行家里手；多做“冷研究”，多些“冷思考”，增强运用创新思维、专业方法、法治手段、市场机制推动发展的能力；坚持奔着问题去、奔着解决问题去、奔着目标和结果去，点对点、实打实、硬碰硬，一心一意谋发展，一锤一锤钉钉子，为实现“全年精彩”夯实基础，确保圆满完成今年目标任务，加快把“愿景图”转化为“施工图”“实景图”。

　　“人民是我们党执政的最深厚基础和最大底气。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这既是我们党领导现代化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也是新发展理念的‘根’和‘魂’。只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才会有正确的发展观、现代化观。”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发展观的坚持和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实现共同富裕不仅是经济问题，而且是关系党的执政基础的重大政治问题。要统筹考虑需要和可能，按照经济社会发展规律循序渐进，自觉主动解决地区差距、城乡差距、收入差距等问题，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我们研究新发展理念的指导思想。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马克思所追求的发展目标。在《1857—1858年的政治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按照人的个体发展的程度，把人类社会分为依次递进的三种社会形态，其中最初的社会形态是指人对人的依赖，在这种形态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通行人身依附。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种社会形态的特点，表现为货币面前人人平等，相对于第一种社会形态，人们有了多方面选择的自由。“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在这个阶段，人的个体得到了全面、充分的发展，是马克思所追求的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所处的阶段。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实现共同富裕不仅是经济问题，而且是关系党的执政基础的重大政治问题。邓小平同志当年讲，如果出现两极分化，改革就失败了。我们的改革是在社会主义前提下进行的，社会主义的本质是共同富裕，但在现实经济生活中，确实存在着分配失衡的现象，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在资本和劳动共同分配国民收入时，资本的收益大于劳动的收益；二是在众多的、不同层次的劳动者共同分配劳动收入时，企业高管与一线劳动者之间收入差距过大。解决资本收入和劳动报酬的差距问题，需要坚持劳动价值论，明确靠劳动力红利发展就是靠一线劳动者的劳动贡献实现发展，为此必须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当劳动力供给小于需求时，可以通过供求机制去解决，当劳动力供给大于需求时，则需要政府通过“看得见的手”来保证劳动者取得最低收入。也就是说，收入分配必须坚持市场调节和政府干预相结合，放任市场调节不利于在市场经济中处于弱势地位的劳动者。解决国有企业高管与一线工人收入差距过大问题，同样需遵循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切实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增加劳动者特别是一线劳动者劳动报酬，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在经济增长的同时实现居民收入同步增长，在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同时实现劳动报酬同步提高”的精神。此外，从理论上讲，国企高管与非国企的高管不同，本质上是一级干部，在参考干部薪酬标准的基础上发给其劳动报酬，是比较合理的做法。

　　劳动者报酬除工资外还包括社会福利，即医疗卫生、基础教育、社会安全等，这些都不能简单地放任市场调节。如果把医疗卫生事业完全推向市场，面对新冠肺炎疫情这样的世纪性灾难，贫困人口可能连疫苗都打不起；如果把教育事业完全推向市场，低收入劳动者的孩子就上不起好的学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仅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政府也要发挥积极作用，尤其在收入分配问题上。

　　从问题导向把握新发展理念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发展已经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要根据新发展阶段的新要求，坚持问题导向，更加精准地贯彻新发展理念，举措要更加精准务实，切实解决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真正实现高质量发展。”

　　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就是我们发展的目标，也是经济发展的动力。对美好生活的需要遇到了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状况，这就是主要问题所在。所谓发展不平衡不充分，就是发展了但是不到位，表现在多个方面。例如低端产能过剩，高端需求外溢；受疫情冲击和某些国家推行单边主义影响，暴露出产业链、供应链方面存在的短板；GDP规模做大了，但技术含量有待提高；总体经济在发展，但城乡、区域差距有所拉大；长期依赖于传统比较优势和后发优势，创新能力跟不上发展的需要；扩张性政策下的经济增长潜藏着泡沫，等等。只有很好解决这些问题，才能切实贯彻新发展理念。

　　人的需求是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不断拓展、不断提升的。波澜壮阔的经济发展史，就是通过不断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问题，推动经济发展、社会前进的过程。每解决一个或一批问题，人类社会的发展就上升到一个新的层次。在新的层次上再发现和解决新的问题，如此螺旋式上升，经济体便会不断步入新的发展层次。

　　发现和解决问题是一种能力。发现战略性问题需要战略性能力。战略性问题解决了，其他问题就容易解决了。发现战略性问题首先需要对所处的时代和大趋势有一个准确的判断。邓小平同志指出，我国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乃是我国发展社会主义必须遵循的基本国情，“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初级阶段，而我们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阶段。一切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订规划。”当时，这一判断为我国发展商品货币关系、发展市场经济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提供了理论前提。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正确认识党和人民事业所处的历史方位和发展阶段，是我们党明确阶段性中心任务、制定路线方针政策的根本依据，也是我们党领导革命、建设、改革不断取得胜利的重要经验。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之后，我们要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这标志着我国进入了一个新发展阶段。新发展阶段的历史任务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国家，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这意味着我们要在新发展理念指导下，在新的层次上发现新问题，解决新问题。

　　从忧患意识把握新发展理念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随着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和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必须增强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随时准备应对更加复杂困难的局面。要坚持政治安全、人民安全、国家利益至上有机统一，既要敢于斗争，也要善于斗争，全面做强自己。”

　　增强忧患意识，就是在顺利时有应对不顺利的思想准备，在取得成绩时能够预防可能的失败，在平常的日子里能够意识到“灰犀牛”“黑天鹅”等潜在威胁。忧患意识还表现在能辩证科学地看待自己取得的成绩和存在的不足，对胜利有清醒的认识，明白是什么原因成就了胜利，是客观因素还是主观因素，是一定发展阶段的特殊现象还是普遍规律。不盲目乐观，而是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

　　从忧患意识把握新发展理念，必须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有清醒而深刻的认识。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和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之间的矛盾，引发的一个主要问题是：GDP做大了，但制造业和农业还不强。制造业涉及谁来装备这个国家的问题，涉及一个国家如何强大的问题。现代化国家发展强大的基础在于制造业，我国应当在做强制造业上下功夫。农业是很特殊的产业，在灾难和战争期间拿黄金、白银也买不到粮食，现代化强国必须能够掌握本国粮食安全的主动权。正因如此，新中国成立之初的经济发展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以粮为纲，纲举目张。当前，农业的地位依然重要，中国人的饭碗一定要牢牢端在自己手里。

　　从忧患意识把握新发展理念，必须坚持统筹发展与安全，尤其对金融风险有预判能力。2020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保持货币供应量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同名义经济增速基本匹配”，简单地说，就是中央银行提供的货币供应量应同预期的经济增长保持在相匹配的合理水平。如果为了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过多地加杠杆，使货币发行量超过了流通中所需的货币量，进而推高股市、楼市，最终得不偿失，去杠杆是需要代价的。地方政府债务也隐藏着一定的风险，树立正确的政绩观、提高地方政府投资质量，也是推进高质量发展面临的重大问题。

　　从忧患意识把握新发展理念，应当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发展和国际环境存在的诸多不稳定性有清醒的认识。我们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关键时刻，必须对各种不确定性有应对的思路和能力。具体到经济领域，强调通过改革开放提高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能力，积极主动地应对各种“灰犀牛”“黑天鹅”事件，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篇三】贯彻新发展理念存在差距

　　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共享发展的新发展理念是完整的理论体系。它阐明了我们党关于发展的政治立场、价值导向、发展模式、发展道路，科学回答了“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实现发展”的问题，是今后一段时期党和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思想。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对于推动高质量发展、确保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新发展理念的背景和内在逻辑

　　新发展理念是我们党在深刻总结国内外发展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形成的，是在深刻分析国内外发展大势的基础上形成的，也是针对我国发展中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提出来的。它集中反映了我们党对发展规律认识的深化，具有内在的、深刻的历史逻辑、现实逻辑和理论逻辑。

　　（一）历史逻辑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和政府注重发挥工人、农民的主人翁精神，注重保护妇女儿童权益，注重保障职工权益。在城市，企业普遍成立工会组织，分配上实行按劳分配，职工养老、医疗、住房乃至子女教育都由单位负责。在农村，则实行集体经济和集体劳动，按工分计酬。人民公社、村集体组织农民建设道路和水利设施、发展农村教育和合作医疗、为五保户提供养老保障。这一时期虽然生活水平相对较低，但社会事业发展取得显著成就。

　　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实行“放权让利”改革，激发了企业、个人的积极性，也导致了国家、企业、集体财力的下降。上世纪90年代，我国在企业公司化改制、政企银企关系重塑方面取得显著进展，构建起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这一时期也是政府职能与政府财力重构、对社会事业投入严重不足的时期。总的来看，这一时期是经济快速发展而社会事业发展相对滞后的转型时期。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要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我国迎来了一波深度的政策调整。具体如：农村税费改革乃至取消农业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实施西部大开发、东北及老工业基地振兴、中部崛起等国家战略，推进资源枯竭城市转型发展；快速推进基础设施建设，城乡面貌焕然一新；普及免费义务教育，大力发展技能教育、高等教育和科技事业，建成覆盖全体国民的新型社会保障体系；等等。这一时期，社会事业发展严重滞后的局面初步得到扭转。

　　（二）现实逻辑

　　到了2010年前后，我国经济整体步入工业化后期发展阶段，经济运行呈现出一系列新特征：

　　首先，我国迎来了“刘易斯拐点”。农村剩余劳动力基本转移殆尽，甚至出现了劳动人口数量持续下降的局面。在此背景下，要想维持经济较快增长，就必须加快转变发展方式、在提高劳动生产率上下功夫。

　　其次，随着主导产业和支柱产业的转换，钢铁、建材、化工、能源等产业的增长明显放缓、对经济增长贡献度下降，这为扭转环境持续恶化的局面带来了难得的契机。从国际经验看，这也预示着“库兹涅茨曲线”拐点的来临，推动绿色发展的时机基本成熟。

　　再次，工业化发展中后期也是社会矛盾尖锐、冲突多发的转型关键期。许多国家就是因为社会矛盾突出而又缺乏有效的纾解、调节机制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不能走先行工业化国家“向海外转嫁矛盾”、“殖民掠夺”的老路，只能眼光向内，把改善收入分配、扩大内需作为根本的应对措施。

　　最后，实践证明，改革开放是强国之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推动高质量发展，也必须充分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走开放式发展的道路。

　　（三）理论逻辑

　　本世纪前十年，虽然党和政府做了大量工作，但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全面、不可持续的问题依然存在。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敏锐地把握到我国经济运行的结构性变化，明确指出中国经济步入了“新常态”，要“更加自觉地坚持以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为中心，大力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201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推动经济发展，要更加注重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稳定经济增长，要更加注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施宏观调控，要更加注重引导市场行为和社会心理预期。调整产业结构，要更加注重加减乘除并举。推进城镇化，要更加注重以人为核心。促进区域发展，要更加注重人口经济和资源环境空间均衡。保护生态环境，要更加注重促进形成绿色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保障改善民生，要更加注重对特定人群特殊困难的精准帮扶。进行资源配置，要更加注重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扩大对外开放，要更加注重推进高水平双向开放”。

　　二、“十三五”时期贯彻新发展理念取得的成效

　　“十三五”期间，我国在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方面取得了明显的进展、取得了突出的成就：

　　在创新发展方面，嫦娥探月、深海探测、北斗组网、量子计算等重大专项陆续结出硕果。国产航母、歼-20、东风17的列装，也极大地提振了国民信心。国家还实施了“互联网+”、“人工智能”发展战略。在信息技术、人工智能领域，中国已进入世界第一方阵。

　　在协调发展方面，粤港澳大湾区、长江经济带、京津冀一体化、成渝城市圈融合发展，地区竞争优势持续增强；新型城镇化、乡村振兴战略深入推进，城乡发展更加均衡；支持新兴战略性产业发展，实施“互联网+”、“人工智能”发展战略，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发展持续走向深入；加强房地产市场调控，引导社会资金更多流向实体经济领域，虚拟经济畸形发展的局面得到扭转；不断完善社会保障、改善公共服务，推动文化强国建设，经济和社会发展更加协调。

　　在绿色发展方面，明确长江经济带发展要坚持生态保护优先，“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启动长江沿线污染源治理，启动长江全面禁渔十年行动计划；在大气专项治理行动取得显著成效的基础上，启动水污染、土壤污染治理专项行动；建立国家公园管理体制，加强对重要生态地区的保护；把生态修复、环境保护的内容纳入乡村振兴规划，推动美丽乡村建设；实行省以下环境监测执法垂直管理，加强环保执法力度。

　　在开放发展方面，全国自贸试验区增加到21个，海南更是瞄准“自由贸易港”的目标在全岛实行高标准自贸区实验；大幅开放市场，特别是在金融、制造业等领域放宽市场准入；全面推行外商投资负面清单管理，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已经被缩减到33项，自贸试验区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则被压缩到30项；积极参与谈判，完成RCEP谈判和中欧自由投资协定。

　　在共享发展方面，最显著的成就就是精准扶贫。通过产业扶贫、转移就业、易地搬迁乃至社保兜底等方式，圆满实现了贫困县摘帽、绝对贫困人口脱贫、消除集中连片贫困区的任务。

　　在新发展理念的指引下，“十三五”期间我国经济社会保持了较快发展势头。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达到1015986亿元，比上年增长2.3%。伴随着经济规模的扩张，我国经济结构持续优化，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跃上新的台阶。截至2020年底，我国第三产业占GDP比重已攀升到54.5%；信息化与工业化深度融合发展，制造业竞争力显著提升；粮食产量连续稳定在13000亿斤以上，保障了国家粮食安全；脱贫攻坚取得决定性胜利，中国彻底告别了“绝对贫困”；社会保障体系不断完善，为有效防控新冠肺炎疫情奠定了基础；污染防治力度加大，重点地区、重点领域环境质量明显改善；共建“一带一路”取得丰硕成果，对外开放持续向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拓展，等等。

　　三、今后一段时期贯彻新发展理念的新要求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明确了“十四五”乃至2035年期间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目标和基本思路，明确提出要把新发展理念贯穿发展全过程和各领域。根据《建议》，国务院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进一步提出要把新发展理念完整、准确、全面贯穿发展全过程和各领域。通读《建议》，今后一段时期贯彻新发展理念的新要求体现在方方面面：

　　在推进创新发展方面，《建议》明确提出要“坚持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要“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完善国家创新体系，加快建设科技强国”。根据上述要求，《建议》对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提升企业技术创新能力、激发人才创新活力、完善科技创新体制机制作了系统部署。

　　在推进协调发展方面，《建议》在“优先发展农业农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一章围绕提高农业质量效益和竞争力、实施乡村建设行动、深化农村改革、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作了部署；在“优化国土空间布局，推进区域协调发展和新型城镇化”一章围绕构建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新格局、推动区域协调发展、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作了部署；在“繁荣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一章围绕提高社会文明程度、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水平、健全现代文化产业体系等作了部署；在“统筹发展和安全，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一章围绕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确保经济安全作了部署。

　　在推动绿色发展方面，《建议》明确提出要“深入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完善生态文明领域统筹协调机制，构建生态文明体系，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根据上述要求，《建议》围绕加快推动绿色低碳发展、持续改善环境质量、提升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全面提高资源利用效率等作了全面部署。

　　在推动开放发展方面，《建议》明确提出要“坚持实施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对外开放，依托我国大市场优势，促进国际合作，实现互利共赢”。根据上述要求，《建议》围绕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作了部署。

　　在推动共享发展方面，《建议》明确提出要“坚持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扎实推动共同富裕，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根据上述要求，《建议》围绕提高人民收入水平、强化就业优先政策、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健全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全面推进健康中国建设、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等作了部署。

　　四、把新发展理念切实落到实处

　　贯彻新发展理念是关系我国发展全局的一场深刻变革。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全党必须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在中共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七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总书记又就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做了系统论述，并明确提出要求：“无论是中央层面还是部门层面，无论是省级层面还是省以下各级层面，在贯彻落实中都要完整把握、准确理解、全面落实，把新发展理念贯彻到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和各领域”，为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提供了行动指南。

　　笔者体会，在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的过程中，需要特别把握好如下几点：

　　一是增强大局意识，提高政治站位。处在“两个大局”交汇的关键时期，我们要充分认识我国发展环境的错综复杂性，不断提高政治站位，坚定做到“两个维护”；要深刻学习领会党的方针政策和战略部署，始终做到胸怀“国之大者”，不断提高工作的预见性和主动性；要坚持系统观念，“小我服从大我”，不断提高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能力，加强战略性谋划，整体性推进各项工作。

　　二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挥共同富裕的带动作用。共同富裕不仅是经济问题，更是政治问题。实现共同富裕要求我们更加主动地解决地区差距、城乡差距、收入差距问题，要求我们做好就业、收入分配、教育、社保、医疗、住房、养老、扶幼等方面工作。我们要以共同富裕为抓手，带动各方面取得扎实的进展。

　　三是增强改革自觉，调动各方面积极性。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国前途与命运的关键一招，也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我们要坚持问题导向，围绕增强创新能力、推动平衡发展、改善生态环境、提高开放水平、促进共享发展等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继续把改革推向深入，不断破除来自思想上、制度上、利益上的各种阻碍，为高质量发展奠定坚实的制度基础。

　　四是坚持问题导向，实事求是。不同地区基础不同，高质量发展面临的挑战各异；不同部门分工不同，推动高质量发展承担的责任也不一样。要结合本地区、本部门的具体实际开展工作。从中央层面看，要做好规划设计、宏观指导、完善体制机制、协调各方面工作等工作；从中央部门层面看，则要结合自身职责落实好中央的重大决策部署；从地方层面看，各级地方政府则要针对本地区制约高质量发展的短板重点推进，既要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又要重点突破化解主要矛盾。

　　五是统筹发展与安全，实现安全发展。面对“两个大局”交汇和疫情的冲击，我们前行路上面临的风险和挑战也越来越复杂。我们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妥善应对各类“黑天鹅”、“灰犀牛”事件，为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高质量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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